文：陳彥竹（諮商心理師） 研究發現，童年經歷過越多創傷經驗的人，在成年後有越高的機會得到不只是心理相關的焦慮症、憂鬱症、自殺傾向等，還有許多心血管、高血壓、癌症等生理方面的疾病。

如果一個國家的私部門只有幾家大公司，特別是每家都在某個產業獨占，國家就很容易透過威脅利誘，要他們乖乖聽話。在裙帶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私部門和國家糾纏在一起的危險是，國家可能很快走向專制集權。

此外，如果民眾看到大群說客在首都穿梭，聞到官商勾結的氣味，同時忍受高昂的價格和糟糕的服務，就會認為商業是邪惡的。如果時間夠長，執政黨就可以依照自己的好惡來塑造國家的各個機構。相形之下，透明的競爭市場產生具有重要特徵的贏家，而且那些特徵使他們得以制衡政府。這些贏家數量眾多，而且各不相同，政府也就難以和所有人達成協議，也很難悄悄的脅迫每個人，若是要公然用暴力對待一些人，將會引發其他人的集體抵抗。他們只要求一點點政治獻金，以維持現有的保護措施，隱藏見不得人的交易

目前越南、泰國、馬來西亞與印尼已派出專機進行撤僑，而與北京關係良好的柬埔寨總理洪森則選擇不撤僑，且決定親赴武漢探望僑民，不過最終在武漢方面婉拒下，洪森2月5日更改行程至北京訪問。報導指出，離開武漢的馬國僑民及撤僑團隊人員返馬後，將被送到吉隆坡國際機場第二國際機場（KLIA2）附近的監督中心隔離14天。對話之中，他或許還會再加上一句話：「你的那一篇論文寫得實在漂亮。

不必趕時間，或是擔心耽誤對方的時間。」 我希望，參加國際研討會做完報告之後，有時候會有1、2位國外學者走過來跟你說，我現在相信你對於這個（長久的）課題的解釋了。我希望能夠養成一個習慣，經常閱讀與自己密切相關的研究題目以外的本學門的重要新文獻，瞭解本學門主要課題的新發展。我希望有時候可以有機會把一些長久以來的課題做清楚，這往往（在不知不覺之中就）需要花上10年，甚至20年以上的時間。

他們喜歡跟我在一起，因為我的「理論」是：只要有實驗數據，就會有理論曲線可以通過。我希望當實驗裝置或者是測量之間碰到一些瑣碎的技術上的難題之時，身旁有1、2位經驗老道的同仁，以及技術人員，能夠即時提供看似廉價、簡便的（wax and ceiling）秘方，適時解決難題，讓實驗量測和儀器設計得以更加順暢、精密。

因為可以互相解嘲，所以我的最好的朋友都是做理論的。做為一個實驗物理學家，我希望有許多的做理論物理的朋友，可以時相討論，有時則互相解嘲。但是，做為一個在國內大學工作了20年的平凡的、又有點資深的教授與實驗物理學家（「平凡」的定義是指除了「教授」二個字之外，一身再無其他頭銜了），身處於這種全球競爭益趨激烈，國內亟欲攀登、日日月月都想要突破的學術氛圍之中，我想要（我能夠想要嗎？）...... 我想要靜靜的做實驗，細細的量測，深入的分析。」──崑劇《班昭》 已故的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臺靜農先生在一篇1979年的〈北平輔仁舊事〉文中，寫道：「……六七十年前舊京的文化背景，自有它的特異處，那裡有許多人，靠著微薄的薪俸以維持其生活，而將治學研究作為生命的寄託，理亂不聞，自得其樂，一旦被羅致到大學來，皆能有所貢獻。

──這一些看似廉價、簡便的秘方，是無法在書本上或文獻中找得到答案的，它們只靠著師徒代代相傳。自己的實驗室是已經不再寧靜之大學校園中的我的最後堡壘更突出的事件，是一九八九年三月的拉薩「鎮暴」，甚至在北京「六四」屠殺之前。第二點是「消滅邊界」，將香港、澳門、珠海和深圳，捆綁成「珠三角經濟整合體」，串成一日生活圈，只要兩個小時就可往來，即把港、澳「中國內地化」。

藏人菁英中也出現聲音，質疑「中間道路」和達蘭薩拉流亡政府的功效，甚至反感跟海外漢人的民間溝通。內地中央集權，腐敗、枉法、顢頇，幾成糜爛，殃及邊陲是遲早的，本來香港「回歸祖國」，如陷地獄，再起學生「雨傘革命」，北京氣急敗壞宣稱「大陸決定台灣前途」，又頒《香港白皮書》，卻已難掩「大一統」之破局，內外交困。

」台灣人怎能讀不出它的話外音？ 二○一四年晚秋裡，我跑華盛頓去開一個西藏圓桌會議，我說中共拒絕同達賴喇嘛談判，令「中間道路」無功，藏人絕望，是百人自焚的根源。」同樣，國民黨也意識到，唯有借助中共的龐大經濟實力，才能維繫它在台灣的執政。

所有這些，其實還是憲政危機——北京這個中心已經「禮崩樂壞」，喪失了處理中心與邊陲的正當有效的一個法度。台北坊間流傳一份「大陸投資台灣海報」，稱五萬人民幣即可移居台灣，享受健康保險、十二年義務教育、生子女獲台灣籍等優惠，民間譁然，兩岸衝突一瞬間從制度差異，遞進到生存空間、資源分享、經濟分餅等實質領域，也將統獨的本質涵義昭然若揭。所以台北選市長和二○一六年的大選，台灣選民其實是在跟北京打選戰。到此四邊陲的脈絡，人們並不清晰。但在其完全控制下的新疆，維族反抗已暴力化，而西藏則發生超過百人自焚慘劇。演變到今日，就是一句話：「人民幣跨海，金融系統接通，買下台灣。

台灣爆發的頂新集團黑心油事件，電視上名嘴們都在說一個新詞「紅頂商人」，指這二十幾年在大陸上發了橫財的台商，如頂新魏家、旺旺中時之流，正是馬英九所稱道的「鮭魚返鄉」變「吃人鯊魚」，其實是把在大陸上橫行了二十年的「權貴」勢力引入台灣，通吃兩岸三地，令港台的升斗小民們，霎時跌入大陸上億萬貧民一般的境地。二十五年下來，邊陲烽火連天，中共對疆藏兩外族已不圖安撫，只憑武力血腥靖邊。

中國新的「海洋戰略」，背後是「政權保衛戰」，因為「太子黨」出師不利，網路上驚見公開信促習近平下台，列數其「集權而造成的前所未有危機」、「大搞個人崇拜，令文革回潮，知識分子寒心」、「港台政策進退失據，一國兩制受阻」、 「盲目出手刺激周遭國際環境，縱容北韓核試，導致美國成功重返亞洲」……。來自香港的台灣學者梁文韜，解構北京的「港台策略變異」：每天有一百五十個中國人可到香港定居，但不是旅遊，審批權是在中國手裡。

最早起來抵抗這個「大一統」的是藏人，由僧尼帶領的和平示威遊行，從一九八七年起勃發，至今已有三千五百餘人被捕關押。二○一四年連戰的兒子連勝文競選台北市長，就可以倒推出來這個轉換，它早就在二○○五年啟動。

而且中國不僅不會「分裂」，它得勢了就要開疆闢土，即一種專制的對外擴張。在香港住七年，就可以正式拿到香港身分證，故香港的人口結構一直被改變，這也是為什麼梁振英做得再爛，都還有基本的三成左右的人支持他。這才是《香港白皮書》的政治背景，北京可以說出這麼霸道的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事實上，港台在中共的棋局裡，一直互為因果。

香港的自由行，已經把香港淹死了。文：蘇曉康 港台疆藏縱論 習近平急不可耐「大國崛起」，「走向海洋」在南海造島，被海牙法庭裁決敗訴。

正因為香港的淪陷，垂範成惡例，才激出台灣抵制服貿協議的「太陽花」學運——他們擔心的也是兩點：移民和金錢。這是他歸納的第一點，以「人流」（移民）、「錢流」（控制金融）淹沒香港。

可是二○○四年國民黨競選輪替失利，敗選的連戰第二年就去大陸拜見胡錦濤，令北京看到，以金錢和族群矛盾，即收買權貴、扶植國民黨（外省人），來牽制台灣的獨立傾向，可以取代「一國兩制」的功能。香港的今日，恰是拉薩的昨天，脈絡一目了然。

今天我們看到，北京對鞭長莫及的台灣極盡訕笑，對有所忌憚的香港百般忍耐。所以香港人是從新疆、西藏的今天，看到了他們的明天。那時，香港尚在「擺脫英國殖民回歸祖國」的興奮之中，台灣因政黨輪替而本土意識剛剛成為主流話語，而新疆的主體性尚未覺醒。誰都知道，在香港搞「一國兩制」試驗田，是做給台灣看的。

無須對台灣做「一國兩制」的示範，便令其對香港的政策可以背棄、胡來、強硬。國際社會迫於經濟利益而跟中共妥協，也多少封殺尊者，其效果是分離了他的「國際道義領袖」與「西藏精神領袖」的雙重角色。

在中共「拖到達賴身後」的既定政策下，「中間道路」幾乎是一盤死棋。這才是「中國崛起」的本質。

九七後中共對香港悄然實行的「蠶食」政策，恰是在新疆、西藏推行了半個世紀之久，而獲得成功經驗，再拿到香港來做的可是二○○四年國民黨競選輪替失利，敗選的連戰第二年就去大陸拜見胡錦濤，令北京看到，以金錢和族群矛盾，即收買權貴、扶植國民黨（外省人），來牽制台灣的獨立傾向，可以取代「一國兩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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